【圆明网】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杜桦二零零零年十月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随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大连教养院期间遭受了“熬鹰”、“小燕飞机”、多根电棍电击、殴打等酷刑。二零零三年回家后，杜桦又受到国保、派出所、社区的监视，几次险些被抓，多次被骚扰，因脑溢血于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日离世，终年六十三岁。
杜桦，男，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出生，大连市联通公司退休工程师，一九九五年修炼法轮功后，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秉承着传统美德、孝顺老人，用爱心关心着贫困学生，捐款资助“希望工程”。在单位工作不收礼，为他人着想。就因为他坚守信仰，却被非法教养，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杜桦妻子袁晓曼因依法控告江泽民于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二日被昆明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十二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五千元。
一、大法神奇 教人做好人、更好的人
（一）十多年的眼病好了
一九九五年，杜桦有幸看到法轮大法《转法轮》这本书，阅读后非常欣喜自己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懂得了人生真谛。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他身心都深深的受益，变得更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
在看大法书之前，杜桦已有好多年不看书了。如果看书、看电视十多分钟两眼就会又涩，又痛，非常难受。医生说治不了，就得自己保养，多休息眼睛，所以他不敢看书，也很少看电视，经常吃养眼的食品和药品。即使这样，由于眼睛经常难受，就养成了频繁眨眼睛的毛病。
杜桦在阅读《转法轮》时，就觉得书中的道理说得太好了，仿佛一下子打开了他天性中那美好、善良、纯真的一面。他从小到大、人生中的疑惑都在这本宝书《转法轮》中一一得到了解答。杜桦的身心异常宁静，没有任何杂念，仿佛自己的一切都融到了书中。他看着大法，生怕落下一个字。看完了整本书，久久的不想放手，同时心生一个愿望：愿天下人都能看到这本书，都做好人，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
当杜桦看完第一遍《转法轮》，眼睛就好了，家里人说：“你不眨眼睛了？”他才知道看完书为什么那么舒服，十三年的眼病，瞬间就好了，当时就想这书太神奇了。
（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九九七年，杜桦在单位负责工程验收等工作。以前经常会有人对此工作的负责人施以好处，以便在工程验收中能顺利无阻。他负责此工作后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有一位脾气很大的老工程师（工程队队长）托人捎来几百元钱，以行方便。出于对老工程师的情面和性格等方面的考虑，他挺打怵回绝。但转念一想：“不行，我是修大法的，师父不是让我们做好人吗？怎么能随便拿别人的钱呢？不行，我得送回去。”他找了个机会，亲手把钱还给老工程师，老工程师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意思是怎么嫌钱少了。于是他告诉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这部法让人做好人，我不能要您的钱，再说这钱也是您辛苦挣来的，您也不容易。”老工程师当时就愣住了，过了会儿才缓过神来，眼睛湿润的说道：“哎呀，孩子，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啊，还有这么好的法呀，你一定要给我弄本书来，我也要看一看呀。”
（三）为边远山区的孩子捐款
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边远山区的孩子上学难，国家搞起了“希望工程”项目。得知这些孩子上学的艰难，杜桦也想帮帮他们，于是他从家中拿出一万元钱，捐给了希望工程。他想：我们修炼人不求名、不图利，所以当时用化名捐的款。后来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根据当时留的传呼机号想方设法找到了他，说“作为个人而言，你捐款的数额是很大的，我们送给你一个精致的三等奖奖状，希望你能来领一下。”杜桦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捐款只是献我一份爱心，为社会、为他人出一份力，不图什么，所以我用的是化名，奖状我就不去拿了，谢谢你们。”
十几年来的修炼，法轮大法在杜桦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善良与真诚，在不断的感染着他身边的同事、朋友以及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让人们真正体会到了法轮大法“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祥和、慈悲的力量。
二、坚守修炼 遭受酷刑迫害
（一）遭大连国保警察“熬鹰”酷刑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两点多钟，大连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兴工街派出所，通知杜桦当时单位经理，说要找杜桦，了解他的情况，让他去一下。随后杜桦就到了兴工街派出所，警察问他还炼不炼法轮功？因为他坚持信仰炼法轮功，警察说：“你要说‘不炼’我就让你走，‘炼’就不能放你走，这是上面的指示。”杜桦说：“你们也太不讲理了，我炼功又不伤害别人，学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接着派出所警察用车拉着杜桦到沙河口公安分局办拘留手续，一直到下午五点送进大连姚家看守所十监区，兴工街派出所没给家属任何手续。
那时杜桦母亲半身不遂、已瘫痪在床三年。这三年，都是他们一家三口，住在母亲家照顾着老人（因为他们有自己单独的住房），独自承担着照顾母亲的责任。后来他被绑架，使他无法对母亲尽儿子的孝敬。
在看守所期间，他经历了大连国保警察宋玉臣（科长）、警察陈欣等六人以“熬鹰”方式进行迫害。就是连续几天几夜不让人睡觉，从精神上、身体上加剧折磨。当时国保警察有六人轮班。第一次非法提审一天一宿、不让睡觉，给他放回监室大约一小时左右又提审。第二次是两天两宿没离开提审室，给他放回监室大约两小时左右又提审。第三次是三天三宿没离开提审室不让睡觉。这三次的前后时间基本是连续的，期间每天差不多只能吃一顿饭，就是他们带来的方便面什么的。
杜桦刚到看守所时，就向同监室的普通犯人讲法轮功真相，给他们讲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做好人的道理，他们很多人身体上的病都好了或减轻了，也很少有人再互相打骂了。他们很认同法轮功，对那些没有人性的折磨好人的警察十分厌恶。杜桦每次被提审回来，他们都很关心他，把自己偷偷留下好吃的东西给他吃，并告诉他赶快睡会儿觉。
（二）在劳教所遭“小燕飞机”的酷刑、殴打、电棍电击
杜桦被关在大连姚家看守所五十天左右，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上旬被转到大连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刚到大连教养院，杜桦被关在五大队新收班近两个月时间。班里约有五十名法轮功学员，期间伙食很差。有的法轮功学员渴的不行了，就喝厕所里平时用来洗衣服和冲刷便池的大铁桶装的水，而这水却是不能饮用、污染的井水。
警察较长时间不让洗脸、刷牙，在水房的水池里放一些水，五十名法轮功学员都在这水里涮一下，整个房间臭气熏天。警察很少进房间，路过门口都捂着鼻子、捂着嘴。“四防”人员（从犯人中挑出来看犯人的）还让法轮功学员给他们和警察洗衣服。警察缺少衣服、日用品，“四防”人员就把法轮功学员最新、最好的东西送给警察穿用。有一天，一个姓韩的年轻警察对“四防”人员（班长）说：“给我弄双棉鞋，我干活穿。”当时冬天还下着雪，“四防”人员就来“借”杜桦的一双新军靴，过了一段时间他找“四防”人员要鞋，“四防”人员说：“警察看好的东西哪有还的？”
在新收班期间，警察想尽办法，使用各种手段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由江泽民亲自授意导演出的诬陷法轮功的丑剧“天安门自焚”事件一播出，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一致的对狱警说：“全是假的”，警察很震惊，但依旧听命于上级指令，继续实施迫害。他们用录音机播放诋毁法轮功师父和法轮大法的录音，大家都坚决抵制，有的干脆告诉警察“你给录音机关掉。”警察气急败坏，把三位法轮功学员关进小号，有二十多人当日绝食抗议迫害。杜桦去找了当时管新收班的一个姓周的队长，善意的告诉他“我们做好人没有罪，你们不应该这样对我们（关进小号迫害）。善恶是有报的，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劝善话，是事实存在的天理，我真心希望你不要干错事，不要给自己今后找麻烦。我们也不想绝食，我们也不允许你们迫害我们好人。”当时周队长可能感受到杜桦对他们好的诚意，态度较好，说：“好，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不久，大连教养院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八大队，当时绝大多数的法轮功学员，约有一百五十多人，都被编成几个班集中在八大队，他们很多人都写过复议书，要求无罪释放。后来才知道警察根本就没有转达给上级相关部门。随即就发生了二零零一年大连教养院强制转化（强制放弃信仰）法轮功学的“三·一九”恶性事件。当时他们警察一个班一个班的“过筛子”，不转化的就酷刑折磨。从那一天开始，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惨叫声、警察的吼叫声、电棍的放电声就不绝于耳，且在此后很长时间都有发生。
特别是”三·一九”之后的十天里，对修炼人的各种酷刑折磨比电影里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场景还要恐怖和惨烈。杜桦所在的六班是最后一个“过筛子”。
三月二十日早上7：30—8：00，一大群警察和犯人“四防”在教养院副院长张宝林的带领下，每人手里都拿着电棍和警棍，疯狂地冲进六班，为首的警察是最凶恶的副大队长乔威，上来就发疯般的叫嚣，他们气势汹汹地把王智勇两只胳膊朝后、头朝下的押了出去。不一会拖回来时，王智勇被暴打的已是面目皆非，口鼻流血，眼睛发乌，脸肿的严重变形。警察乔威朝这些法轮功学员恶声恶气的喊“谁不转化，就像他一样。”乔威命令王智勇当众跪下，王智勇坚决不跪，也不说话。警察指使一些犯人上去就朝王智勇的腿上踹，用警棍打，王智勇岿然不动，于是他们上来往下按，也按不动，但最终王智勇被打的躺在了地上。
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屈服的，警察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强迫六班所有法轮功学员，两手使劲朝后向上抬，屁股朝上撅，头使劲朝下低，两腿使劲分开，用老百姓的话叫作“小燕飞机”。这种刑罚持续半小时人就受不了，头冒汗，腿发软，浑身酸疼、颤抖。警察及犯人们不断来回巡视，用警棍打、用脚踹、说些威胁的话，妄图从身体上、精神上击垮法轮功学员的意志。警察及犯人上来踹杜桦的腿和腰部，他头前的地上已被头上流下的汗水湿了一大块。警察王军（小）看到后阴阳怪气的说“出汗了”，抬起手中的电棍就电击他的头、脖子、手等裸露的部位。整个过程中，把杜桦打倒在地上好几次。
在教养院副院长张宝林亲自坐镇、指挥下，警察和犯人更加疯狂。警察王军（小）冲上去殴打“撅着”的法轮功学员张晓东，警察王军（小）揪起张晓东的脖领子问道“说不说？”（意思是说不说侮辱大法的三句话）。张晓东摇摇头，小王军气急败坏的脱下自己一只脚穿的硬白塑料底板鞋朝他脸上抽了二、三十下，之后又让他撅着。王军（小）又转向杜桦，问“说不说？”杜桦看他一眼，摇摇头，小王军邪气冲心，咬牙切齿的咆哮：“低头，撅着。” 就在杜桦低下头撅着的一瞬间，“哐”的一下，小王军回身一脚狠狠的踹在他的后脑上，杜桦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昏死过去。一会儿模糊中，那些暴徒在此起彼伏、恶声恶气的尖叫着“起来，起来……”，杜桦才渐渐的苏醒过来，缓慢的从地上爬起来，被强迫继续做“小燕飞机”，头上的汗水吧嗒、吧嗒滴在地上。
警察让法轮功学员坐在水泥地上，此时的这种酷刑折磨已持续进行了近四个小时。教养院的副院长张宝林回来看到六个人自言自语说：“这个班怎么回事？坚定的怎么都跑这个班来了。” 这时，已经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别的班都吃完了，乔威过来了，恶狠狠说道“不给他们饭吃了！”然后，想了想，说“给他们弄点，给点汤，每人半个馒头”，要六个人全坐在地上吃饭，不让坐凳子。
之后，警察把他们六人弄到楼上一个房间，进屋一看，里面还有七个其它班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昨晚已被折磨了一夜没睡，都没屈服，其中有两位当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们横七竖八的躺、倒在水泥地上。
两天后，警察对杜桦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又一次的酷刑迫害。
（三）遭多根电棍电击
这是杜桦“诉江”时的自述：
三月二十一日的白天，乔威有一次来查看严管班，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刘昌海被要求坐在严管班的最前面，乔威一进来，看到后说道“哎呀！他俩还在这儿坐着，赶紧上前面来，撅着。”警察就让我们俩做“小燕飞机”，做了一会儿，又强迫我俩变换姿势，折磨我俩一段时间后，让我们回去坐着。乔威不断的巡班，又来到严管班，看到我俩坐着，又喝道：“哎呀，怎么回事， 这两个又坐下了。”于是，我们两个又被强迫撅着。就这样迫害了两天。
三月二十二日晚间，恶警小王军来到严管班，找到我说：“走，找你谈谈。”我当时一肚子话，正想找警察们谈谈，怎么能这么邪恶，怎么能干出这种没有人性的事来。当我跟小王军来到三楼警察中队部时，发现气氛不对劲。犯人赵勇，于世伟，矫波，张福东，警察小王军，乔威，姜同久和孙健都在那儿，气氛很紧张。恶人们要我必须“转化”，并让我在恶人写好的“转化书”上签字，我说：“这不可能”。 我说：“我没错转什么化？我学大法身心受益，甚至连点坏想法都没有，不信你可以随便去问认识我的人？我在哪都是个好人。”
犯人、警察们”哗啦“一下子就扑了上来，把我摁成小燕飞机状，使劲拉胳膊，把腿辟开，把写有侮辱大法师父和大法的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把写有大法师父名字的纸条塞到我的脚底下。我正喝道：“我告诉你们，退一万步讲，我今天就是一个杀人犯，法律上也不允许你们这样对我。” 暴徒们被震的没了动静，稍后，只听小王军喊道，“啊！什么也别讲了，电他！” 暴徒们经验老到，把毛衣扒掉，上身扒光，袜子扒了，熟练的把我的手打上背铐，再铐上双脚，摁倒，踩在地上，人面朝下，平趴在地上，衣服放在我的头下，一个恶人用脚踩着我的头和脖子。踩的我喘不上来气， 都快憋死了。我使劲转动一下脑袋才喘了口气。恶警用一个方形木椅骑放在我身上，卡住我的腰和臀，再用另一个木椅卡住我的小腿和脚脖子，让我没有丝毫的活动空间，上面坐上人压住，使我不能动弹。然后，恶人们往我身上泼水，往脚上泼水。然后，不由分说，四根电棍齐上，就开始电击脚心，脖子、后背、腋窝及两个手臂内侧这些身体的敏感部位。轮番电击。
酷刑演示： 多根电棍电击
我感到万箭穿心都无法形容的痛苦，不由自主的惨叫，自己听到都不相信是我本人发出的低沉恐怖的惨叫，连暴徒们听了都受不了。这时有人（听声音象是小王军）在气急败坏尖叫着：“再叫出声就把电棍放进你的嘴里。”可是电棍放电声和惨叫声，依然如故。
因手被铐在背后，胳膊腋下与后背靠得很紧，一个暴徒就把电棍插到腋下，不拿出来，一直开着电过，腋下皮肤和后背皮肤被电糊了，冒烟了，发黑了。我昏死过去。昏迷中听到一个暴徒的声音：“怎么不动弹了，没动静了。”然后用脚踹一踹我，看看也没有动静。踩在我头上的脚换了一个姿势，头偏了一下，堵在我嘴里的衣服露了出来，憋在我胸部的 气息发了出来。“啊……！”我痛苦的惨叫声发了出来。暴徒咆哮道：“闹了半天，他在这儿咬着牙啊！”然后，暴徒们又开始一呼而上，又开始继续电击。
从那以后直到在教养院三年期满，疥疮都没好。有段时间两只胳膊肿得像大牛腿，谁看了都吓一跳，睡觉时，胳膊不敢放床上，朝地耷拉着，黄脓水顺着胳膊流到地上。近十天胳膊才开始消肿。
我的心脏经过这次高压电击，第二天明显感到双腿走路不听使唤，想走一步，结果只能迈出半步，走路还慢，没有劲，班里有个当过医生的学员对我说：“你的心脏受到强力伤害，神经不听使唤。真是生命危险啊，一般人真会死掉的。”双腿这种症状持续近一个月才逐步正常起来。
至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五日回家，当时给我开了一份三年期满的证明，但是被昆明街派出所的警察要去。疥疮的症状一直到我三年期满、离开大连教养院都没好。我的身体还是黑色的，有溃烂处，回家后学法炼功很快就康复了，全身皮肤是花的，全身大部份是黑黑的，皮肤颜色两年多才基本恢复正常。
还有被教养迫害期间掉了两颗石牙，回家后牙医检查我的下牙全部松动，牙医说松动的牙没用了都要拔掉再镶牙，我没听牙医的，经过学法炼功我保住了八颗牙。
家里还有大连教养院的探视证，可是三年里只让家属见我几次，因为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丧心病狂的迫害是不敢叫家属知道的，是最怕曝光的，他们不让家属去正常接见，也是知法犯法，是践踏人权的真实记录。
三、长年骚扰、经济等迫害
杜桦一九八一年八月从辽宁邮电学校毕业分配至大连邮电局工作，截至二零二一年二月退休工龄应为三十九年，实际在工资计算时，扣除了三年劳教的工龄，比同期进入单位的同事每月工资少很多。
在教养院除了酷刑迫害外，二零零一年一月，在大连劳教所新收班，被强迫“捡牙签”；二零零一年二月，在大连劳教所八大队，被强迫“捡豆，扛豆包”；二零零一年四月至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五日， 在大连劳教所八大队，被强迫搓二极管。
二零零七年大连开“达沃斯国际会议”，警察到单位去抓杜桦，被单位的保安挡住“他这么好的人，你们抓他干什么？”听了这话，警察只能走了，因为他们迫害的行为已被善良的人识破。
二零零八年开“奥运会”，可能事先单位知道迫害形势，就派杜桦出差 ， 警察到单位去抓他，结果就扑了个空。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二日，杜桦妻子袁晓曼在家中被昆明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原因是她在去年向中共最高法院和检察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袁晓曼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体检结果显示她血压一百八，完全不符合看守所关押标准，但当局无视袁晓曼的身体状况，强行将她关押，并不准家人探望，还对杜桦进行威胁和恐吓。经历了半年多的非法关押与构陷，十一月十六日袁晓曼遭大连市中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当庭辩护，袁晓曼起诉江泽民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果被告人江泽民不对其提起诉讼，公检法部门办案人员无权因此追诉袁晓曼。袁晓曼无罪，应当庭释放。袁晓曼的亲友到庭旁听，其中两人遭中山区国保警察绑架，另有两位法轮功学员在法庭外面，因拍照也遭绑架。十二月二十三日，袁晓曼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五千元。袁晓曼本人不服，立即提出上诉。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大连市中级法院裁定非法维持原裁决。面对妻子遭受的无辜迫害，杜桦于二零一七年七月向大连中级法院递交申诉状。
二零二二年十月，邪党二十大开会之际，家门口每天都有穿红马甲的社区人员监视并用手机拍照。
一个按照大法“真、善、忍”修炼做好人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修炼人，就因为坚守信仰，而被酷刑迫害、经济迫害、身心迫害，而且长年不得安宁的生活。这场残酷的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不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主要的是对全人类普世价值的摧残。
—— 文章内容转载自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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